胡燕青
和家人到影都戲院看《歲月神偷》，買的是美孚「影都戲院」的電影票，還是當年那種薄紙印刷，位子編號還是用小朋友的蠟筆手寫的。（本文編輯成書之日，「影都戲院」這個連接西九龍和新界西的地標已經拆了，電影票我還保存著）。這張「戲飛」，正正應該放進羅進二的書包裏[i]。羅進二的書包，是小小的記憶博物館，不住演出的生命舞台，放著許多已經消失但無法淡忘的東西。看完電影，我沒有流淚（前面的那位太太卻哭了很久），但胸口卻滿滿地脹著，一直脹到晚飯後，仍覺得戀戀不捨，只好打開電腦記錄自己的心情。
《歲月神偷》的故事很簡單，血癌加上死人，死的還是非常英俊的「拔萃仔」——如果只看大橋段，一定覺得它老套。但是，電影的表達一點不老套，其優勢盡在細節。整個作品最震撼人心的畫面，就是爸爸媽媽一起用盡力氣抓住屋頂的那一幕。我看著看著，就感到香港市民一路走來，竟是如此的頂天立地，那種強烈的象徵意義，那種只屬於老百姓的無名悲壯，讓我忽然迷上了任達華和吳君如。那位爸爸（任達華）說，最重要的是「保住個頂」。不要輕看這話，它非常真切沉重。如果當年的港人不是努力建立、保衛自己家園，就沒有今天的香港，如果沒有對家園的認識和認同，就會被周圍同化，真正的本地文化就不能產生、發展。「頂」是個美麗的意象。我們絕不會讓外來風雨照頭打下，因為我們的心柔軟，我們的家脆弱，我們的親人亟需要屋頂，有了這個保護我們的「頂」，我們才不致在狂風暴雨中被大洪流捲走。
電影裏，父親望子成龍，對大兒子（哥哥）的要求很高，對小兒子寄望則一般，每天只胡亂問他在學校學了甚麼，又胡亂地聽他胡說。大兒子高大、英俊、成績一流，更是田徑高手，父親把整個家的將來押在他身上。小兒子呢，他真實，天真，好奇，可愛，也聰明。對父母來說，哥哥是夢想，必須追求，弟弟是現實，應該接受。哥哥所讀的學校，正好在我母校不遠處，我們經常從太子道走上那道又長又窄的樓梯去看排球比賽。拔萃今天是貴族男校，但是，當年的升中試十分公平，政府可不理會你的家底，只看你的成績，因此故事中的哥哥雖然窮，卻憑好表現考了進去，還拿了兩個獎學金。我從長洲的小學考進鄰近拔萃的官中，也是靠政府的獎學金才讀完中學的。因此，每次鏡頭向著那學校，我就感到心頭有大大的一個浪濤在湧動。我們的少年時代，也就是這樣玩鬧著過去的，零錢很少，生活卻鮮明亮麗。穿白飯魚跑步，哪個窮孩子沒試過？但當年的孩子不會歧視誰，因為那是個認識英雄且能產生英雄的時代。窮孩子只要肯發奮，就可以為家庭帶來幸福，這幾乎是定律。但這位哥哥後來病了，在公營醫護的貪污文化折磨下，過了最後一段辛苦的日子。父母夢想碎裂，沉痛地回到了殘酷的現實。
故事中的弟弟喜歡偷東西，與其說偷，不如說收集。弟弟的年代，正好就是我們這一代。「偷」並不是那一輩小孩子的常態，而是電影裏的另一意象，導演一方面以「偷」的神不知鬼不覺來描寫歲月的流逝，一方面寫他想留住漸次消失的事物的情感，令人傷懷。那些被偷的物件，都是有特定意義的。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支英國旗，它很大，很招搖，即使摺起來也很難掩藏。香港回歸了，不再屬於英國，但她受英國管治的痕跡依然到處可見。導演和編劇都來自香港大學，港大，正是英國足印的集中地，英國文化的保育區。我們都是在殖民地上長大的，話語裏經常帶著英文字，這也是藏不住的。故事中的基層父母與英語頂呱呱的孩子形成強烈對比，破爛的鐵皮屋和完美的拔萃校園同樣有著天壤之別，住在山頂的富貴女孩和必須負起家庭重擔的貧苦男孩真心相愛，卻互有保留——這一切，在在是香港的寫照：但當時的社會雖然貧富懸殊，但每個窮孩子都有志氣；所謂奴化教育，手法粗劣，人人皆見，但每個孩子都對中國人的身份自覺、認同。我們在大學校門說再見，有人會往上走向寶山道，有人則選擇往下回到西營盤，有人會渡海遠歸深水埠。我正是住在深水埠一個板間房裏的，然而那時我們每一個都是那麼快樂，因為社會雖然腐朽，但充滿機會和希望。
時間過得太快了。我的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四年了，何況我自己呢？那天她回來問我們要不要看《歲月神偷》，因為張婉婷是她宿舍的大仙（senior），她們要籌款。真希望每一位觀眾都來細看昨日的香港。要知道，今日伸出頭來亂說話的人越來越多，然好像羅、張兩位那樣，為了保留香港歲月的光影，出錢出力地委身創作的人已經很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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